1975年4月5日清晨，台北士林官邸的窗棂还挂着露水，病榻上的蒋介石突然对守候一夜的蒋经国低声开口：“我这一辈子，敬佩一人，畏惧两人。”说完，他合上双眼，再没有补充。短短十三个字，却像把匕首，直指他半个世纪的风雨人生。
倒带到1906年。那一年，17岁的蒋介石因为欠租被衙役关进奉化县狱，仅七昼夜，却让他认定“枪杆子和学问都要抓”。当年冬天，他登上前往日本的客轮，一路颠簸，抵达东京振武学校，再经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。从此，他把“军人”二字写进骨头，也把“革命”二字挂在嘴边。
读蒋日记，会发现他常引朱熹、曾国藩自警，批注里满是“惭愧”“自省”。自省归自省，骨子里的骄傲却难掩。恰恰因此，能赢得他真心敬佩的，确实屈指可数。临终前他说的那“一人”，就是周恩来。
1924年冬，黄埔军校刚成立半年，政治教育一团乱麻。蒋介石忙着操场点兵，对课堂里的政治课并不上心。经张申府推荐，26岁的周恩来走进黄埔，担任政治部主任。短短数月，学生们从“操枪射击”到“为什么而战”两条腿齐步走。1925年2月，东征军开赴东莞，商会设宴。蒋介石先说：“本军只打害民之贼。”轮到周恩来，他把革命、人民、军队三件事一线串，他没有稿子，却把台下商绅听得频频点头，学生们夜里围着油灯议论不休。蒋介石这才意识到，政治工作不是摆设，是灵魂。这种震动，一直留在他心底，所以晚年提起，仍用“敬佩”二字。
说完敬佩，轮到畏惧。第一个名字不是很多人想当然的“毛泽东”，而是已被他亲手处置的邓演达。
邓演达的军人出身比蒋介石还纯正：陆军小学、保定军校，一路学的是正宗北洋旧学，却偏偏与孙中山三大政策同频。1924年黄埔开课，他挂着“总教练团长”的袖章，地位仅次于校长。邓对学生要求近乎苛刻，却能赢得真心爱戴，原因很简单：他把“革命军”四个字讲透了。蒋介石最不安的也正在此处——邓演达不仅能带兵，还能带心。1927年“四一二”后，邓公开痛斥蒋“背叛革命”，转身在上海筹组“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”，不少黄埔旧部暗中响应，连陈诚也一度游移。1931年8月，邓在愚园路授课时被捕，黄埔系挤破官邸求情。蒋介石犹豫数月，最终咬牙批示枪决。事后他写日记：“不忍，亦不得不忍。”说穿了，蒋介石怕的不是邓演达的手枪，而是他在黄埔学生心中的号召力。
第二个让蒋介石真正感觉“难以掌控”的，才是毛泽东。1924年国民党“一大”会场，毛只是候补中执委，蒋坐在台下，谁也没料到二十年后两人会上演生死对决。蒋当时关心的是军队，毛关心的是农民，两条路看似不相交。直到1934年红军长征突围，蒋在庐山电令各路围堵，却眼睁睁看着对方翻雪山、过草地、挥师陕北。他暗自记录：“此辈善用游击，诡谲难测。”抗战爆发后，国共再次合作。1936年西安事变，张学良押着他给毛泽东发电报，他才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对手的分量。
1945年抗战胜利，蒋自恃握有800万军队，寄望于政治谈判压垮中共，不曾想毛泽东敢孤身赴渝。一句“飞重庆，谈国是”，让蒋介石原本设计好的舆论陷阱土崩瓦解。三年内战，辽沈、淮海、平津连轴转，蒋投入的嫡系主力像雪崩般瓦解，他在日记里写：“此公用兵，出人意表。”1949年春，解放军过长江，京沪杭相继失守，蒋才真切感到畏惧——对手已不只是一个人，而是卷着土地改革、人民武装、政治动员的洪流。
对周恩来，蒋介石是佩服；对邓演达、毛泽东，他是戒惧。看似三种情绪，其实绕不开同一根线——政治动员。蒋手里从不缺枪炮，缺的是把枪炮和绝大多数民众绑在一起的理由。而周恩来把这种理由讲得透彻，邓演达把这种理由植入青年军官，毛泽东更是把这种理由化作千军万马。蒋介石自认“战场用兵天下第一”，可当他发现对手出牌的是另一副“人民”纸牌时，心里的不安才真正漫上来。
1975年的台北春夜，他轻声交代“敬佩”“畏惧”，并非感慨，而是承认：枪杆子若离了民心，终究只是一束空响的爆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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