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
6月16日下午，一场打破认知的讲座在四川师范大学展开。2026名人大讲堂第三讲、全系列第八十讲在此开讲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、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孙华，以《三星堆-金沙与夏商周的关系》为题，为现场师生和广大网友深入解读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：三星堆，到底是不是独立于中原之外的“另类”文明？
讲座伊始，孙华便点出了一个人们常有的“错觉”：三星堆那些造型奇异、极具视觉冲击力的青铜像，在提供海量历史信息的同时，也容易造成某种视觉或认知上的误导。人们常常不自觉地将这些在特殊祭祀场所使用的器物，当作了三星堆人普遍的生活用品，并由此得出三星堆文化完全有别于中原夏商周文化的结论。
他坦言，这恰恰是一种以偏概全。“这就好比我们今天走进宗教场所看到的那些祭祀用品，如果后人误以为它们是普通百姓日常使用的东西，认知上就产生了偏差。”孙华解释说，三星堆之所以让人感觉如此特别，正是因为它集中出土了大量宗教祭祀相关的器物。这并不是三星堆的普遍面貌，而是它极其特殊的一面。事实上，它与同时期的许多遗址一样，同中原地区保持着持续不断的交流与互动，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。理清三星堆-金沙与中原夏商周王朝的关系，对于全面、准确地认识三星堆，至关重要。
带着这样的视角，孙华教授从成都平原的远古历史讲起，带领听众一步步走进三星堆-金沙与古蜀国、古史传说的奇妙世界。
名人大讲堂现场
古蜀国往事：
三星堆-金沙与古史传说有何关系？
孙华从成都平原及四川盆地的环境变迁出发，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。他指出，今天富庶的天府之国，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还是一片不大适宜居住的原始森林，先民们主要生活在周边的山地。这恰好与四川古史传说中，蜀人先王“蚕丛”居住在岷山石屋中的记忆相吻合。考古发现表明，成都平原最早的一批先民中，有一支就是从川西北山区南下的黄河上游马家窑文化后裔。
大约从公元前3000年前后，人们开始持续南迁，从平原的边缘地带逐渐深入到腹地。到了公元前2500年前后，来自长江中游地区的人群也移居至此。他们共同披荆斩棘、开垦农田，留下了著名的宝墩文化，成都平原由此进入了一个古城林立的时代。
孙华教授开讲
“成都平原不大，资源也有限，这么多族群同时在此生息，对资源和财产的争夺便在所难免。”孙华分析道，正是在这种激烈的竞争背景下，三星堆集团最终脱颖而出，统一了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。
如今学界已达成共识，三星堆遗址是一处包含宝墩文化、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三个主要时期的中心遗址，年代跨度从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900年。孙华解读说，在三星堆文化末期，这里曾发生过严重的动乱，很可能是一场战争，导致国家的宗教祭祀场所被严重破坏。动乱平息后，三星堆人便在护城河外找到一处地方，将那些被毁坏的祭祀器物郑重地挖坑埋藏。这就是今天令全世界为之惊叹的三星堆祭祀坑。
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遗址兴起的成都平原的中心遗址，也包含了三种文化，即三星堆文化、十二桥文化、新一村文化，而以十二桥文化为主体。遗址年代在公元前1200年—公元前500年，其中作为中心聚落的年代是公元前1100年—公元前900年。
孙华提到，三星堆文化阶段的国家很可能已是文献中的古蜀国，但尚缺直接证据。而到了金沙时代，十二桥文化属于古蜀国则已得到了考古材料的证明。他举例说，文献记载古蜀国曾参与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，是“西土八国”之一。而在周人发祥地周原，考古学家不仅发现了具有十二桥文化风格的器物与周文化器物共存，还在周原甲骨文中找到了周王朝与“蜀”交往的记录，印证了文献记载。
不过，这段密切的“盟友关系”在约公元前900年左右遭遇变故。孙华介绍，随着古蜀国与周王朝关系恶化乃至断绝，无法获得中原新技术和新艺术补充的古蜀文化出现了“滞后”现象。同时，内部族群的长期冲突也迫使金沙都城被放弃，古蜀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低谷期，这便对应了古史传说中蒲卑即杜宇的时代。
孙华总结道，从三星堆到金沙，前后跨越宝墩、三星堆、十二桥和新一村等诸多文化，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和夏代、历史记载的商代和西周相始终。比如，李白诗中著名的“蚕丛”与“鱼凫”，就分别对应着营盘山文化到宝墩文化时期，以及十二桥文化时期。
孙华在名人大讲堂现场
大量证据印证交流互鉴：
三星堆-金沙与中原密切交往
三星堆经历了多个文化时期，生活在这里的族群是自然延续还是另有变迁呢？经过多年研究，孙华认为，三星堆文化的形成，是有外来因素介入的，很可能伴随着战争。正是这些外来族群，带来了新的葬式、技艺和日用器物的变化，也导致了原先聚落的废弃和新都城的兴起。
而这些外来族群，极有可能就来自中原。三星堆文化前期大致对应中原的夏代末期到商代前期，这一时期的陶器中，二里头文化的因素非常浓厚。他指出，这些文化因素的传播路径很清晰，沿着甘青地区一路到四川盆地，都有类似的陶器风格出现。不仅如此，孙华还透露了一项北京大学黎婉欣博士的最新研究：三星堆人与二里头人可能拥有相同或相似的崇拜对象。
到了三星堆文化晚期，它又受到了商文化的显著影响，青铜器数量剧增。我们公众印象最深刻的，实际上正是三星堆文化晚期的景象。
同样，金沙遗址也处处展现着丰富的中原文化因素。孙华提到，随着周人和蜀人交往日益密切，大约在商代末期，跨越秦岭的蜀道已初步开通，在蜀道沿线，考古学家常常能发现十二桥文化陶器与周文化陶器共存的生动场景。金沙遗址出土的小铜立人像，其辫发和姿态都与三星堆的大铜立人像一脉相承，而相似的小铜立人像，也在陕西关中地区的渔国墓地中被发现，成为了周、蜀两国一度关系密切的珍贵实物见证。
三星堆“持杖立人乘龙图像”（左），孙华教授供图
双向奔赴：
三星堆-金沙对中原的影响
文化交流向来不是单向的。孙华强调，三星堆-金沙同样对中原产生了影响。
首先，这里的人们用青铜构建了一套基于太阳神崇拜的宇宙观，例如太阳神鸟的崇拜、东西双树和十日轮值的宇宙体系，这在中国传统宇宙观中是最早的实物见证。这种太阳鸟和太阳双树等元素，三星堆人并不是最早的原创者，但长江中下游的这些元素却在三星堆这里得到整合，并最终在战国秦汉时期被文献记录下来。
他还举了一个极为有趣的例子——投龙仪式。古人将心愿写刻在玉版或金简上，绑在金龙上，投入山川水中，希望通过神灵上达天帝。过去学者们将其源头追溯至汉代或战国晚期，但三星堆文物上“国王乘龙”的形象表明，这种仪式有更为古老的渊源，源头很可能就在三星堆。
最后，三星堆-金沙古国还贡献了一种影响深远的“法天”都城规划思想。孙华描绘道，大约在三星堆文化晚期，古蜀人扩建都城时，形成了一种以横穿城区的河流象征天上银河、西北为行政区、西南为宗教区的布局。这种“法天”思想被后来的金沙城、古成都城所继承。秦灭蜀后，秦国更将其运用到新咸阳城的扩建中，使其最终成为中国古代两大都城规划思想之一，深刻影响了后世秦汉乃至隋唐的都城建设。
孙华最后总结道，三星堆一方面受到了中原的影响，但当三星堆-金沙的古蜀人消化了中原的因素后，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创造，这些创作也反馈到了中原，对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也有自己的独特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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